钱穆(1895-1990),著名史学家、哲学家,对八字命理学亦有所研究。他认为,八字命理可以作为辅助史学研究的手段,有助于了解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和影响因素。
钱穆研究了中国古代许多名人的八字,发现他们的成败得失与八字命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例如,他指出唐太宗李世民的八字中,天干地支均旺,格局清正,印星为用,预示其贵不可言。而南宋奸臣秦桧的八字中,食神生财,财星克印,暗合偏官,说明其奸诈多疑。
钱穆还认为,八字命理可以反映时代社会背景。他以清末民初的分裂动荡期为例,指出当时许多革命家的八字中,食伤旺盛,冲克官星,反映了时代变革的冲击和旧有秩序的瓦解。
不过,钱穆也强调,八字命理只能作为参考,而非决定性的因素。他认为,个人的努力和选择,以及时代环境的影响,同样至关重要。因此,他主张史学研究中,应将八字命理与史料考证、逻辑推演相结合,以获得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钱穆的八字命理研究,不仅拓展了史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为史学界和命理学家所借鉴。
钱穆,字宾四,号癯翁,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尤以中国通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见长。
钱穆认为,“史”即“过”,是对于过去时间的记录和诠释。因此,治史应以“通”为旨,即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统贯古今中外,研究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他还主张,“史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因此,治史者应不断地挖掘和发现新的史料,以丰富和充实历史研究。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钱穆提出了“中国文化思想理路”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化思想有着独特的逻辑和理路,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杂糅道家、佛家思想,形成了一种内圣外王、性情兼修的中国文化特质。
钱穆的史学思想和思想史研究对中国历史和思想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通史巨著《国史大纲》至今仍是中国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他的《中国思想史》则奠定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基础,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钱穆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他的教育思想,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钱穆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他的史学思想、思想史研究和教育思想,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钱穆先生弟子众多,桃李满天下,各有建树。其中,有三位弟子尤为杰出,常被人称为钱穆最好的弟子。
一是余英时,史学家。余英时是钱穆晚年的入室弟子,得其亲授,深得其学术真谛。余英时在史学领域造诣深厚,尤精于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其著作广受推崇,有“余派”之称。
二是唐君毅,哲学家。唐君毅也是钱穆晚年的入室弟子,与余英时齐名。唐君毅在哲学领域卓有建树,提出“新儒家”概念,力主以儒家思想为基础重建中国文化。其著作深奥精辟,影响深远。
三是徐复观,思想家。徐复观是钱穆早年的弟子,在史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徐复观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有其独特价值,不能盲目西化。其著作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余英时、唐君毅、徐复观三位弟子继承了钱穆的学术理念,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穆一生有过三任妻子,每一位都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任妻子:张一芹
钱穆的第一任妻子张一芹,是一位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她与钱穆相识于1921年,当时钱穆还在燕京大学读书。婚后,张一芹跟随钱穆旅居国外,并为他生下了五个孩子。由于二人性格不合,这段婚姻最终以离异收场。
第二任妻子:胡美琦
钱穆的第二任妻子胡美琦,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音乐家。1950年,钱穆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并在那里结识了胡美琦。婚后,胡美琦全力支持钱穆的事业,并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不幸的是,胡美琦在1975年因病去世,留给钱穆无尽的悲痛。
第三任妻子:潘美月
钱穆的第三任妻子潘美月,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女性。1977年,钱穆与潘美月相识,并于翌年结婚。潘美月悉心照顾钱穆的晚年生活,陪伴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钱穆的三任妻子,各有千秋。她们都在钱穆的人生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见证了他跌宕起伏的命运。